描述
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，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从管制型向多元治理转型。智能传播时代来临，推动网络舆论信息生成和传播机制的颠覆性再造，失真舆情和情感动员类舆情频发，网络舆情泛道德化、舆情突变风险增加。现有的多元治理模式长期将重心置于责任主体一侧，无前提地直接分配公私主体责任，存在治理精细度、敏捷性不足等问题。智能传播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应当引入阶段化治理模式，将以“政府—平台”为核心的多主体治理结构置于阶段化治理框架内，进一步精细化治理责权和资源配置。我国应当根据网络舆情“三阶段”治理需求差异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，推动构建网络舆情引导机制、网络舆情协同应对机制、权利救济行政裁决制度，实现网络舆情的全过程、精细化治理。
